尽管《物权法》第149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自动续期的是何人的权利？因为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开发商取得的，它又如何成为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呢？民法典要重视本国国情，也就应对此类问题予以解答。

民法典是形式理性的结晶，实用性为民法典生命价值，形式理性为实用性创造条件，但形式理性不应是法典编纂的第一位目标。这种观点得到立法者的赞同，并在立法上规定了建立该秩序所必须实施的民事行为。

民法的任务主要是确认这两方面关系中主体所应有的权利。偏爱平等的基础是一种具有合理核心的直觉知识。这一问题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是存在的。本土化反映一国的立法特色。我国民法典应设总则编和分则编，对此基本无争议。

因此，笔者主张，在民法典的编纂中，民法学界和实务界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到具体制度的研究上，而不要因此类问题的争议而延缓民法典编纂的进程。当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涉及立法的前瞻性。这些语言优势，为他从事学术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词典开篇列出了长长的致谢名单，词典中出现潘汉典名字的地方只有缘起和总审订。卢峻教授很清楚编纂法律词典的特殊语境：中国自清末沈家本以降，以东洋日本为跳板与榜样，在法律制度方面借鉴与学习西洋的基本上是欧陆罗马法系的概念与学理。应该学父亲求学上进，为祖国富强出力。正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保证了东吴法学院学位的高质量。

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1948年，潘汉典以中国有限公司法论——比较法的研究为题撰写了学位论文，顺利毕业，成为东吴大学法学院为数不多的法学硕士之一(东吴大学法学院共颁发了31个法学硕士学位，包括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的14个和1944年颁发的1个)。

其间因战乱四迁校址，直到1942年秋校址才稳定。他在主编《法学译丛》和《比较法研究》期间更是殚精竭虑，全力为外国法学和比较法学鸣锣开道。1950年春季，东吴法学院依照新的课程表要开设马列主义(国家与法)法律理论，因找不到教员，请潘汉典回母校兼课，潘汉典应约返校已是教师身份。在潘汉典的翻译著作中，宪法中的相关条款都译为受庇护权。

潘汉典在遭逢家庭和学业多重变故的情况下，不仅顺利完成各门功课，还于1943年以中国古代法学思想初探一文参加悬赏学术论文，获上海等地大学组第一名。潘汉典从1948年开始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教授，先后辗转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及中国政法大学，迄今已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达64年之久。从2004年起，潘汉典以84岁高龄在中国政法大学招收博士生。在中国政法学会工作期间，潘汉典先后在研究部、国际联络部工作，还参与了《政法研究》创刊的具体工作。

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与薛波前往上海、杭州等地，邀请十多位法学前辈出任审订。现代汉语中许多法律用语，在早期曾直接借用日本人的汉字译文，历经百年的沉淀，这套法律词汇已成为我们分析法律概念、进行学理探讨的基本语言工具，我们对它的历史源头已淡忘而浑然不觉。

潘汉典在《外国法学动态》1975年第3期上发表了从美国最高法院院长《1975年司法状况》报告看美国司法窘境的译文。他说：我仅仅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域外更多的知识和制度为我们所用，最终建立起一个法治的中国。

另外一种可能是父亲曾任中国银行汕头分行法律顾问，他凭学习成绩可往印度加尔各答的中国银行工作，此种选择可以避开日寇，经济收入可观。34位审订者中18位有东吴法学院的教育背景，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俾学生对于世界各大法系之要理，皆有相当认识。至此，他所学外语已达5种。在加拿大进行学术访问时，他还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法的文艺复兴的讲演。东吴大学法学院(以下简称东吴法学院)是美国的律师和传教士、当时在东吴大学教授政治学的查尔斯?兰金(Charles W. Rankin)于1915年在上海创立的，时称东吴法律专科。

现年92岁高龄的潘汉典先生来到现场。1952年1月，刚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潘汉典与楼邦彦教授和李由义(时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被推荐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1952年1月8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正式开学。

它创立于1889年，是由中国本地的基督教浸信会募捐兴建的。2003年(词典出版之时)，多位老人已经不在人世。

正是这种高标准，东吴法学院被誉为培养近代法律家的摇篮，民国法学界也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王叔文(时任社科院法学所国家法室主任)曾给潘汉典打电话，询问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

郭云观老师时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长、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法律系主任。以笔者手头的该期《外国法学动态》(复印件)来看，这与其说是一份刊物不如说是一份文件，其首页格式、纸张大小都与当时的中央文件无异，篇幅也只有区区12页。工作之余，他翻译了恩格斯《英吉利宪法》和《英格兰状况》，因当时此类非俄文的政法类译文相当少见，受到时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董必武的鼓励和赞扬。除此之外，潘汉典看到东吴许多书都是日文的，而日本法律是引用德国的，由此萌生直接阅读德国人著作的想法。

已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的同窗程筱鹤也欢迎他加入北大。以此背景阅读潘汉典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译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三，引介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内容涉及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几乎所有法律部门。他的父亲潘澄修，清末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后成为当地有名的律师，曾被选为汕头市律师公会的会长。

以宪法为重：为中国法的复兴而努力 潘汉典曾说道：我致力于介绍和翻译有关国外法律和法学理论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使它们能够为建立我们国家的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学体系提供有用的帮助。在被聘担任特聘博士生导师之前，从1994年至2003年的这一段时间，无权、无钱而且无职的潘汉典与薛波一起联合众多法学学人和东吴学子，编纂出版了《元照英美法词典》(主编薛波、总审订潘汉典)，可谓影响甚巨。

概括潘汉典主编《法学译丛》和《比较法研究》(潘汉典因时任校领导的党委书记陈卓、常务副校长甘绩华两次到家拜访，于1987年由社科院法学所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并于1988年出任该校新成立的比较法所第一任所长兼《比较法研究》主编)12年期间的译文，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外国先进的法律思想介绍，如德沃金的《论规则的模式》、李?温伯格和朱迪思?温伯格的《论美国的法律文化》、耶林的《权利斗争论》和《当代英国的法社会学》等。两年研究生教育，使得他站在了法学和比较法的研究前沿。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专门参加审订者之一、他的东吴法学院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双重同窗俞伟奕的追悼会。培正学校的西学内容，如数理化等，几乎都是用英文教授。

潘汉典于1969年至1972年赴湖北沙洋最高人民法院五七干校锻炼劳动。1953年2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期满，他被分配至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政法业务教研室司法建设组。

现在的外国人在中国受庇护的权利的文本是现行宪法通过前才确定下来的。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仅有的两篇译文既无译者署名，也无脚注或资料来源，简陋之极。惟其单纯，在这喧嚣的年代显得弥足珍贵，唯其单纯，才值得后人不仅学习其为学之道，更学习其为人之道。

(责任编辑：澎湖县)